马拉多纳走了，阿根廷人该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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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马拉多纳去世了，可我并不怀念他》
作为一个小学三年级就挂靴了伪球迷，我们这些人对足球的感情更多来源于父辈的灌输，所以我们对马拉多纳、贝利、贝肯鲍尔、巴乔这些名字的情谊，比C罗、梅西还要深。而在这其中，最令人着迷的，无疑又是马拉多纳。
看过很多相关影像资料后，我得出一个论断。一个男人对于马拉多纳的崇拜与迷恋，其实是超乎足球之外的。
你迷恋他，不仅因为他在球场上展现出的超强控制力，那魔术般控球，那灵光乍现的表演，更是因为这个人在球场上面对上万球迷时那一呼百应的“王者归来”感。
球场上的马拉多纳，就宛如罗马凯旋仪式上的英白拉多，举手投足都能得到阿根廷球迷近乎疯狂的欢呼与追捧。而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不曾梦想过自己也能获得如此的辉煌与荣耀。
所以我们被阿根廷人传染了，我们也疯狂崇拜马拉多纳——他是球场上拿破仑，无论气质还是身高，的确都很像。
但当我稍长大一些之后，我就开始隐隐感到，阿根廷人对马拉多纳这种崇拜，似乎疯狂到了有点问题。
1994年美国世界杯，马拉多纳因被指控服用兴奋剂，被驱逐出赛场，从此挂靴，愤怒的阿根廷人包围了美国驻阿大使馆，差点闹出外交事件。
当然这还可以理解，兴奋剂么，这事儿从来扯不清。
2010年，马拉多纳任主教练，率阿根廷队征战南非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0-4惨败给了德国队，这件事情，以及马拉多纳之前任职主教练时的种种行径，让阿根廷足协总算下定决心，斗胆做了一个正确决定：与马拉多纳解约。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阿根廷足协在国内被骂成了臭狗屎，甚至有极端球迷身怀凶器，冲进阿根廷足协办公地，要跟“陷害我们民族英雄的腐败官僚”一命抵一命。
这个世界上想不开的人很多，有宗教恐怖主义、有民族恐怖主义、有环保恐怖主义，但谁也没想到，马拉多纳被炒鱿鱼，差点让全世界见识了一次“足球恐怖主义”。
于是，我不得不好好查证一番，这个马拉多纳的如此的魅力，究竟何来呢？阿根廷人，为何执着于为他而疯狂，为他而哭泣？
我由近及远、由浅及深，给您讲三个故事，您就明白了。
01
马拉多纳一生中踢过无数场好球，但真正让他一战封神，从“足球英雄”脱变为“民族英雄”的，是1986年的世界杯。
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阿根廷碰上了英格兰，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第6分钟，双方仍然战成0:0平手。这个时候，马拉多纳在与英国守门员的一次争顶当中，用手将球打入球门。由于他的个子矮小，动作也十分隐蔽，主裁判没有发现，并判此球有效。这成为了决定该场比赛胜负走向的一球。并最终在此届世界杯上成功捧杯。
但1986年的时候，比赛摄像记录措施已经非常之发达，赛后英国人找到了充分的录像和照片来证明，马拉多纳这球就是用手打进的。还把这些照片贴的到处都是，说马拉多纳这是“魔鬼之手”。
而马拉多纳的回应是：“打入这个进球的一半是上帝之手，一半是马拉多纳的脑袋”
这就是“上帝之手”一说的由来。
其实说白了，就是耍流氓么。
但令人意外的是，几乎全体阿根廷人都疯狂的支持马拉多纳的这个说法，阿根廷的媒体将“上帝之手”引申为“上帝借马拉多纳对罪恶的英国人的惩罚。”
原来在此前的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刚刚打了马岛战役，在大英帝国“垂死病中惊坐起”的最后挣扎里，阿根廷从刚开始的群情激昂、志在必得，直接被打蔫儿了。不得不服软，继续接受英国对马岛的占领。
但他们始终憋着一口气，想报复英国人，不能在战场上，就在球场上。
于是，马拉多纳就成了站在那个民族主义情绪风口上的人，他的犯规与犯规之后的蛮横狡辩，让他在阿根廷国内一下子被披上了“复仇者”和“上帝代言人”的外衣，从足球英雄，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从此批不得、碰不得了。
一个球王，最出名的一次进球居然是一次犯规，这想想也挺可悲的吧。
02
但事实上，阿根廷这个国家，将足球、政治、犯规和民族主义情绪硬搅和在一起，不是第一次了。
追根溯源，阿根廷之所以要去发动那场马岛战争，并不是什么民族大义——英国在当时其实已经与阿根廷展开了对马岛问题的谈判，这个老迈的帝国当时本已不太想保留这个没油水的遥远殖民地了。
阿根廷1982年首先发动马岛战争，其实更多是为了转移国内的视线，1981年，阿根廷军头加尔铁里推翻前军头魏地拉的统治，走马上任阿根廷总统，他面临的是阿根廷当时左右翼严重撕裂的政治局面，经济也是一塌糊涂。为了稳固政权，加尔铁里上台不到半年就筹划发动了马岛战役，结果这场军事冒险以他的下台而耻辱的告终，也给阿根廷人从此种下了心魔。
而造成这一切烂摊子，刚好也是个球迷，他就是阿根廷前独裁者魏地拉。
对足球史有所了解的人，大约都听说过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背后的那点烂事儿。当时，正好是魏地拉当政的巅峰时期。这位好大喜功的总统认为，阿根廷需要一场大型赛事来让国际社会见证它的繁荣，而且阿根廷队必须在这场世界杯上夺冠。
因为在当时，在魏地拉极力的粉饰太平之下，阿根廷已经是民生凋敝、暗流涌动了，全国范围内对反对者的迫害已经开始。
但外强中干的魏地拉经受不了一次惨败，哪怕是球场上的也不行。
于是就有了很多奇葩的情节：阿根廷在小组循环赛最后一场对阵表现抢眼的秘鲁队，当时的情况是阿根廷与老对手巴西在争抢出线名额，而在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小组赛中，巴西以3-1拿下波兰。从理论上说，阿根廷要在秘鲁身上取得一场净胜4球以上，才能力压老对手巴西晋级。
结果是，阿根廷最终用一场不可思议的6-0挺进了决赛，并最终捧杯。
而且这场比赛打的非常诡异，上半场结束时，秘鲁仅以0-2落后，正当大家都相信秘鲁人将在他们头号球星贝拉斯克斯带领下绝地反击的时候，他们的王牌却被换下场了。
数年后，在接受采访时，贝拉斯克斯坦言：“当时秘鲁人被告知，他们必须要输掉这场比赛”。
另有报道称，魏地拉政府为了赢下这场比赛，早就跟秘鲁人达成了秘密协议：阿根廷将动用国库资金对秘鲁国家和球员进行巨额的物质补偿，此外，由于都是军政府，魏地拉还愿意担任“脏手套”，允许秘鲁将一批政治犯带到阿根廷，让他们在阿根廷人间蒸发。
所以，足球对阿根廷人来说是什么？它跟马岛战争一样，是军政府打给民众的一针安慰剂。早在马拉多纳迷上毒品，阿根廷人就已经对足球和极端民族主义成瘾了。
03
然而，正如体格强健的马拉多纳原本没必要迷上毒品一样，阿根廷人原本也没必要从足球和军事冒险中追寻慰藉。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阿根廷原本是一个富有、发达的“准欧洲列强”，由于得天独厚的畜牧业优势和冷链运输技术的发展，阿根廷成为了“欧洲肉库”，欧洲人餐桌上近一半牛肉来自这个国家。从1880年到1913年，阿根廷年均GDP增长超过6%，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段时期成了阿根廷历史上的“美好时代”。
那个时候的阿根廷，没有对足球如此痴迷，也没有对民族主义情绪近乎偏执的狂热。
然而，1929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打碎了阿根廷人的梦想。经此打击之后，阿根廷就宛如失去了舵的帆船，不停的在极左与极右之间来回打转。
1946年贝隆将军走上了阿根廷政治舞台的中心，从这一年起直至1974年，贝隆曾三次出任阿根廷总统，成为对这个国家影响最深的人。这位将军面相和蔼、举止可亲，他那位美丽而著名的贝隆夫人更是享受极大的尊荣与爱戴，麦当娜还倾情为其演绎过“阿根廷请别为我哭泣”。
然而，备受赞誉以外，贝隆夫妇对阿根廷的影响却不敢恭维。阿根廷原本赖以立国的自由贸易在其任内被彻底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征收高关税，限制农产品出口，并建立起配套齐全但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
这样搞，阿根廷的经济当然难有起色，于是贝隆选择大力推动公共福利事业去安抚民意，这其中，当然就有他心爱的足球。
在贝隆当政期间，阿根廷的职业足球进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球场上座率一直排名世界第一第一。一个个爆满的球场变成了贝隆最佳的个人宣传舞台。
而且贝隆这个人支持足球的方式还特别有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家同城德比：博卡青年队与河床队之间，贝隆旗帜鲜明的支持博卡青年。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两支球队来自不同城区：博卡青年队来自相对贫穷的平民区，而河床队则驻扎于富人区。
就这么一点简单的区别，也让贝隆看到了操弄民意的空间。
于是，一场场有类东罗马帝国时代“尼卡暴动”前的体育迷对决，开始频繁在阿根廷足球场上上演，百姓们将经济的萧条、生活的不满以及对不同阶层的偏见与仇恨发泄在了球场上，而贝隆夫妇，则宛如东罗马皇帝般注视着民众的欢呼与盲动，在其中操弄、稳固着自己政权。
阿根廷对足球的狂热，就是在这样的刻意操弄下发轫的。
然而，再精彩的比赛，终也有结束的时候。马拉多纳的去世，犹如一声终场哨，标志着阿根廷这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这个时代中，阿根廷人宛如球场上疯狂的球迷们，狂热的追逐着足球、民族主义，左右之争宛如对阵的两支球队般你争我抢，但所有参赛者和观战者却都忘记了，一个国家最应该的做的，不是参与或围观这种左右互搏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球赛，而是稳定、繁荣与发展。
一场足球赛只有90分钟，而阿根廷这场“球赛”，从1930年代至今，打了整整90年。而阿根廷付出的门票价格，是这个国家走向进一步繁荣的机遇。
该停下来了，马拉多纳是阿根廷人对往日荣光最后的那一针兴奋剂，他的离世，也许会让狂热的阿根廷人清醒一点，看清现实。
无论我们，还是阿根廷人，都不需要过度怀念这位球王，他的人生被过度符号化了，而这个符号属于那个必将逝去、也应该逝去的狂热时代。
愿球王走好，愿他所经历的狂热与迷乱，不在我们身边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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